九游会体育官网：“两弹元勋”街头惨遭暴徒杀害总理震怒摔杯粟裕带队追捕凶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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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68年6月，一个闷热的午后，北京南郊的街巷里，行人并不多。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这样再普通不过的一天里，新中国航天战线上的关键人物之一，会倒在自家门口，被钢管击碎头骨，死于暴徒之手。

　　消息传到时，已是深夜。周总理听完汇报，端在手里的茶杯重重砸在地上，溅出的热水烫得警卫连忙后退半步。屋里一时鸦雀无声，只有总理压抑着怒火的声音：“这样的人都保护不好，怎么向国家交代！”

　　被害者的名字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算多，他不是前台的将军，也不是媒体时常提起的“大科学家”，却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中极为特殊的一位——姚桐斌。

　　他的一生，说起来并不复杂：贫寒出身，远走他乡求学，在国外做到助理教授，又千方百计要回国，为中国航天材料事业打基础，最后却在武斗的浪潮中，活生生被人打死。故事不长，背后的意味却很长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几十年后，人们再谈“两弹一星”，总习惯提到那些熟悉的名字。姚桐斌三个字，往往是翻到资料深处，才慢慢浮出来。可如果把新中国早期火箭、导弹的材料发展史摊开看一圈，会发现一个事实：这位“默默无闻”的人，其实在关键处，顶着一片天。

　　1922年，江苏无锡城郊，一户普通人家添了个男孩，取名姚桐斌。家里孩子多，兄弟姐妹加起来有八个，他排老二。穷是常态，饭桌上的肉，往往是过年才看得见的东西。

　　大哥为了让弟弟们能多读几年书，早早辍学出去做工。姚桐斌读书很争气，小学、初中一路考第一，老师都说这孩子将来准能出息。但会考第一，不代表就能一直读下去，学费、伙食费，一笔一笔都是真金白银。

　　初中读到一半，家里再撑不住，只能让他停学。十几岁的小伙子，为了凑学费，一边干零工，一边挤时间看书，断断续续把初中熬完。每天晚上顶着昏黄的油灯抄书、算题，第二天一早又去帮人搬货、打杂，稍微闲一点，就掏出破本子接着看。

　　等到父亲觉得，这孩子也该回家帮忙养家时，姚桐斌却突然提出，要去上海继续念书。家里顿时炸了锅。父亲按着桌子骂：“家里这成色，你还想读？读书能当饭吃吗？”姚桐斌红着眼，硬声回了一句：“不读书，只能一辈子穷下去。”

　　这话说出口，等于把路彻底走死。父子俩吵得不可开交，他索性收拾几件衣服，揣着几块钱，独自去了上海。

　　十五岁的孩子到了大城市，生活并不开窍。学费靠学校贷款，生活费就得自己想办法。买不起课本，就向同学借书，一页一页抄下来。住宿费交不起，教室的桌板成了夜里的床，冬天冷得厉害，他就多裹几层破报纸顶一顶。

　　吃饭更是省到了极致。最便宜的豆腐、青菜，一碗汤泡饭，吃完再灌几大杯白开水，撑过一天。就这样“抠”出来的日子里，他的成绩年年都在前列。高考那年，直接被五所大学同时录取，让不少老师颇为惊讶。

　　最终，他选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矿冶系。听上去冷门，可在当时，矿冶学和国家工业化紧紧绑在一起。大学四年，他依旧是老路数：白天上课、做实验，晚上打工赚钱。别人忙社团、谈恋爱，他忙的是生计和公式。

　　抗战的硝烟也没离他多远。炮声一响，人很容易产生一种直观感受：落后，真的是要挨打的。姚桐斌心里渐渐有了一个念头——不能只做一个谋生的技术员，总得攒点本事，将来有机会，为这个挨打挨惯了的国家做点什么。

　　大学毕业后，他没有停步，而是把眼光抛向国外的工业强国。经过层层申请，他拿到去英国伯明翰工业大学深造的机会，开始接触世界上最前沿的金属材料和铸造技术。

　　在英国，他白天泡实验室，晚上看文献，生活仍然很拮据，但科研条件比国内强出太多。也就是在这几年，世界工业强国在材料、工艺上的差距，让他看得更清楚：这种差距，不只是机器数量，而是系统性的技术封锁与代差。

　　不久之后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欧洲。姚桐斌在异国他乡，听同乡说起广场上的典礼，眼睛一下就亮了。他逢人便讲“祖国成立了”，讲建设新中国的可能性，讲自己迟早要回去。听得多了，当地的有关部门开始盯上他。

　　宣传新中国、谈论思想，在当时的英国并不受欢迎。压力一点点加码，他的科研工作逐渐受到掣肘，最终不得不离开英国，转往联邦德国。

　　到了联邦德国，他在亚琛工业大学继续搞材料研究，遇上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——铸造学专家皮沃斯基。老教授看中他的基础扎实、动手能力强，直接把他留在身边做助理教授。

　　那几年，他系统研究金属粘性、流动性等课题，逐步在同行中打出了名气。按一般人的路子走下去，在欧洲立业成家并不难。但有一点始终没变：只要一提起中国，他就会认线年，在瑞士，中国大使馆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入党宣誓。姚桐斌在那一天，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党员。多年后，人们统计“两弹一星”功勋时，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注脚——他是唯一在国外入党的那位元勋。

　　入党之后，他想回国的念头愈发急切。问题是，像他这样在欧洲科研圈已有一定地位的专家，所在学校和机构根本舍不得放人。很多理由、各种拖延，来回折腾了好几年。

　　他一封封写信表达回国意愿，对方一封封回绝。理由无非是科研需要、项目紧张等等。好在国内也在积极做工作，1957年，几经周折，他终于办妥手续，踏上回国的船。

　　有人后来问他：“国外条件那么好，你为什么非要回来？”姚桐斌给出的回答，并不花哨：“我是中国人，出去是学本事的，不是去享清福的。学了东西，就得拿回去用在自己的国家。”

　　第五研究院干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为导弹、火箭等尖端武器做基础工作。那时中国的工业底子薄得厉害，中国人要搞导弹、，一切几乎从零起步。

　　他去的那个研究所，材料研究更是空白中的空白。所谓“研究室”，加起来就十来个人，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，设备稀少，数据匮乏。不夸张地说，很多时候就是拿着本子一点点画、拿着锤子一点点敲。

　　也有人替他惋惜：“你在大学搞教学科研，名声更响，条件也好，何必在这种地方蹚混水？”姚桐斌笑着说了一句：“地方小不要紧，只要能做事。”这话，说起来不重，却把他的路定死了。

　　在导弹火箭研制中，结构材料、耐高温材料、密封材料……每一个环节不能离开材料学。没有合适的材料，再先进的设计也飞不起来。偏偏这一块，国内基本上没有现成的经验，只能一头扎下去啃硬骨头。

　　姚桐斌干起活来，很少坐办公室。他跑遍国内大大小小的工厂、研究单位，到处找实验条件、找合作对象。不少地方连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环境都谈不上，老旧车间、简陋炉子，一用就是一整天。

　　他一边调研生产现状，一边牵头搭建新型材料研发体系。人手少，他就亲自参与人员选配、课题划分、实验室布局等工作。有一次，年轻技术员忍不住问他：“您当时为啥不去清华？”姚桐斌笑着说：“火箭总要有人干，谁来谁去，总得有人在这儿守着。”

　　那几年，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技术来源。导弹、火箭系统的很多图纸、规范都来自苏联模式。许多单位习惯性依赖“照抄照搬”，不太敢，也不太愿离开那套思路。姚桐斌看在眼里，心里有点急。

　　他提出不能“一条腿走路”，不能完全依赖别人给的数据和材料，要走“抓两头，带中间”的路子——一头是自主基础研发，一头是工程应用，带动中间整条技术链条。他多次组织会议，把材料、工艺、结构等不同系统的人拉到一块研讨，让各个单位打破壁垒协同攻关。

　　真正让他和团队名声传开的，是所谓的“发汗材料”课题。火箭在飞行过程中，发动机与弹体表面温度非常高，如果材料扛不住，高温会迅速侵蚀结构，轻则性能大打折扣，重则中途解体。

　　“发汗材料”是一种在极端高温下，通过自身的特殊结构逐步释放物质，带走部分热量，起到降温、保护的作用。用形象一点的话说，就是给火箭穿上一层会“冒汗”的铠甲。

　　这个方向当时在国际上都属于前沿难题。国内不少人觉得这课题太“玄”，不仅难度大，周期长，而且特别难看到短期效果，有人背地里调侃他们是在搞“胡子课题”——做到长胡子都白了也未必出成果。

　　面对这种声音，姚桐斌没跟人争，他选择把时间砸在实验台上。重复试验、失败、改配方、再试验，反复循环。高温炉前，人站久了头晕眼花，实验记录本上密密麻麻都是数据和图线年，是他和团队最关键的几年。就在这几年的反复推演和实测中，他们一点点摸清材料在高温、高压、气流冲刷下的行为规律，逐步做出了适合中国导弹火箭的“发汗材料”。

　　这一突破，不是单纯多飞了几公里那么简单，而是扭转了中国在部分关键材料上完全受制于人的局面。后来的实践表明，这些技术储备，为未来一系列型号的火箭、飞船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。

　　有年轻技术员在实验间隙问他：“姚总，这种东西是不是太超前了？”他擦了一把汗，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：“早干总比晚干强，迟一天掌握，我们的底气就少一分。”

　　在一片忙碌和紧张中，他从三十多岁干到四十多岁。如果时间能按正常轨迹往前走，他大概还会做出更多成果。可惜历史拐了个弯。

　　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，社会气氛骤然紧张。各地“武斗”此起彼伏，不少工厂、科研机构也卷入其中，正常秩序被严重破坏。许多人不敢上班，或被迫参加各种“造反”活动，科研工作大面积停滞。姚桐斌面对外面的喧嚣，心里很清楚这些风浪不可能短时间结束，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按点去单位，“领国家工资，就得干活”，这是他当时跟身边人说过的话。

　　在生活上，他一向严守原则。有一次，下班回家，他刚一进门，就闻到厨房里飘出的肉香，孩子们围上来说：“爸爸，今天有鸡吃！”这在物资紧张的年代，可算是难得的好菜。

　　他走进厨房一看，锅里果然炖着一只鸡，妻子彭洁清忙着盛汤。他眉头一皱，问鸡是从哪儿来的。妻子说，是从一个农民手里买的，赶集时看见就顺路买了。

　　姚桐斌沉默了一会儿，语气放缓，但说得很认真：“组织上规定得很清楚，干部不能随便买私人手里的东西，特别是农民的。咱们不能带头破规矩，我是党员，也是所里的领导，更要守住。”

　　饭菜端上桌，他只吃白饭和青菜，鸡肉全都夹给孩子，连汤都没动。孩子看在眼里，有点不理解，妻子也觉得有些过了头，但他态度坚定：“规矩不能自己先松。”

　　这种严谨的态度，放在平时是优点。在政治风向混乱的年代，却往往难以保护一个人。

　　1968年6月8日，是个普通的星期六。这天上午，他照常到单位忙碌。中午临下班前，有同事劝他：“最近形势不好，你要不就在单位对付一口，晚上再回去？”姚桐斌考虑了一下，还是摇头：“家里还有孩子，回去看看。”

　　领头的是两个人，一个叫高某，一个叫于某，一个原是单位炊事员，一个是电工。按理说，和姚桐斌没有一点私人恩怨，平日里也说不上什么交集。可那天，他们已被捆绑在一个极端的逻辑里——“打倒反动学术权威”。

　　两人抡起提前准备好的钢管，对着姚桐斌的头部猛砸。第一下下去，他就倒在地上，鲜血立刻浸红了地面。周围有人惊呼，却没人敢上前相救。那几年，人心惶惶，稍微动作大一点，就可能被扣上一顶帽子。

　　姚桐斌被打昏后，两人并没有停手，而是将他拖到一旁，继续拳打脚踢。太阳狠毒地晒着，这场折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左右，姚桐斌已经绝对没了呼吸。两个行凶者丢下钢管，四下看了看，竟然若无其事地离开现场。

　　消息很快从北京南郊传到上级部门，又层层往上报。当“某国防科研单位重要科学技术人员”的情况，送抵周总理案头时，时间已经是当晚。

　　周总理听完详细经过，脸色极为难看。他发火并不多见，这一次却罕见地把茶杯摔在地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国家花这么多年培养的人，就这样被人活活打死？”

　　不久后，中央作出指示，要迅速查明情况、严肃处理，并对其他关键科学技术人员加强保护的方法。在这一背景下，粟裕将军接到任务，亲自介入对凶手的搜捕。

　　粟裕那时已是闻名全国的战将，参加过数次大战役，对合围、追击之类的行动再熟悉不过。只是这一次，他面对的不是敌对军队，而是潜伏在社会阴影中的打人凶手。接到指示后，他带着一个排的兵，直接赶赴东高地研究所等相关单位，展开调查和施压。一些参与当时冲击活动的人，被逐一谈话。气氛压抑，谁都知道，这件事牵扯的可不单单是普通治安案件。

　　在连续几天的工作所承受的压力下，相关单位终于交出两名凶手——高某和于某。调查发现，这两人之前不过是普通职工，没有显著的政治问题，也没有因私与姚桐斌结仇。真正让他们动手的，是被某些极端口号煽动后产生的盲目暴力。

　　有一次审讯时，办案人员问他们：“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”两人支支吾吾，只说“是个学术权威，是个该打的人”。至于他究竟在干什么工作，对国家有多重要，他们一概不清楚。

　　不得不说，这是那段特殊时期的一个缩影——个人命运被粗暴地绑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标签下，人云亦云，到头来酿成血案。

　　案件调查清楚后，高某、于某被送上法庭。考虑当时详细情况，两人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和十二年有期徒刑。这个量刑在那样一个背景之下，已经算得上是比较严厉的处理。

　　法律给出了一个结局，但姚桐斌已经永远倒在1968年的那条路上。他留下的，只有未完成的课题、尚属初步的技术规划，还有一大批刚刚起步的青年科研人员。

　　他遇害后，有关部门对国防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安全问题格外重视，一些关键专家被转移到更为安全的环境中，保卫措施也逐渐加强。可以说，这一惨剧起到了一个极其惨痛的“提醒”作用。

　　时间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飞跃，在航天领域更是硕果累累。1999年，国家决定表彰为“两弹一星”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，授予功勋奖章。

　　不久以后，她做了一个很多人都钦佩的决定——将这枚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捐给国家博物馆。她对身边人说：“这是国家的，是他一辈子为国家干活换来的，应该让更多人知道。”

　　这一举动，让姚桐斌的故事慢慢从资料、档案里走出来，摆到公众面前。人们去博物馆看那枚奖章时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他曾在欧洲做过助理教授，是唯一在国外入党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更少有人知道，他是如何死去的。

　　看完那段经历，不得不承认，姚桐斌的一生，有一种极为朴素又极为坚硬的内核：他并没喊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，也没刻意给自己贴上“英雄”的标签，就是认准了一件事——国家需要这项技术，就扎进这个方向拼命干；国家有规矩，就老老实实照着执行。

　　从无锡贫寒人家的穷孩子，到欧洲讲台上的助理教授，再到北京郊外实验楼里的材料专家，他其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：尽最大努力，把手里这点专业本事用在国家线年那根挥下的钢管，终结的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生命，也中断了一条可能更加丰硕的技术路径。多年以后，人们再回头梳理中国航天材料的发展史，依然能在很多关键节点上看到他的影子。

　　1999年的那枚功勋奖章，只是外在的一块金属。更重的，还是他当年在简陋实验室里堆起来的数据、配方和方案，还有在风雨飘摇年代坚持上班的背影，以及在家庭琐事中也不肯破一次小规矩的那股“犟劲”。